未观宋代文人画作之前，便先作诛心之想，一般概念中，古人的文人画作，多病梅枯树等意向，衬以疏光闲影，所托之情亦多“矫情”之感。及至对宋代文人画作稍作了解，却讶之，空谷不出所料，枯树不出所料，寒鸦不出所料，出所料者，唯观后豁然如证悟般的心境。稍加求证，只道那是见山是山背后的禅宗美学理念。
丹纳在《艺术哲学》中语，举凡艺术作品，其性质面貌必取决于时代、环境、种族三因素。有宋一代，禅风大行，与市井商品社会和士大夫精英文化共同融合，形成宋代独有的人文社会气质。就这几点社会思潮要素的艺术化体现，在宋代诗词书画艺术品乃至瓷器家具等手工艺品中多有体现，大不同于唐时之慨廓、明清之艳美。
宋代禅宗思想的社会体现并非在世俗寺庙香火的大兴，而在禅宗理念通过文人经由社会化传播的这一过程。“溪声尽是广长舌，山色无非清净身，夜来八万四千偈，他日如何举示人”。有宋一代，文人多可视为禅人，自苏轼、王安石已降，不以芒衣破钵之形，于官履布衣中尽显禅者之风。信手拈来之宋代禅诗词或可为一观。禅宗在宋代文人世界和社会中的蕴藏，又体现于其对本心的观想，这一点在文人画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《心经》开句则谓之以“观”，观心即观自我，观心即观宇宙，观心即观大千微尘，观亦不观，不入不出，不立不破，不空不有，这般心念之观体现在画作中，则令人凛然而生敬畏空灵之感。如郭熙《雪景寒林图》，空山寒江，雪峰屏立，山势高耸，画中丰富层次分明，又如空皑皑无一物，景深藏于天际，人气含于空林，凝视入画，如有魔咒般，不知身处其中抑或身不在其间。
宋代文人画多非出于市井，更多于达官显贵间，更多原因是宋代文人阶层的优厚社会待遇使然，而或宦海沉浮或利益往复，使得宋代文人更加趋向于恬淡闲适的田园生活，这在历代文人画中多有体现，而其独具特点的是，宋代禅宗思想的兴盛，让文人艺术作品中更多地出现禅宗思维模式，其“直指人心”之思维，在如苏轼《枯木怪石图》可见一斑，米芾曾评价此画：子瞻作枯木……亦怪怪奇奇无端，如其胸中盘郁也。在这样的画作中，虬枝枯木怪石皆为意向，而意向背后是作者对自身生存的思考，虽画的是木石，却并非在表达木石，暗合禅宗“以手指月”的思维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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